严海建|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 近代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历史困境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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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建

严海建（1981—），男，江苏泰兴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

摘要：近代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外因经济压迫和政府过分干涉，内因自身在教育理想和研究成绩上未能做出特殊的贡献，国人对其始终是期望高于现实。私立大学之所以无法确立坚实的基础，其症结在于经费上的困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近代中国实业的不发达，私立大学无法从社会汲取到足够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与国家权力扩张的大趋势有关，私人法团不能充分伸张其势力。1927年国民党建政之后，在加强对私立大学政治控制的同时因经济上的困难又无力包办，由此造成私立大学一方面无法摆脱经费短缺的窘境，另一方面独立性亦大受侵害，私立大学办理不佳而又长期存在。从结果来看，晚清民初私立大学初创之时国人及创办者自身对于私立大学的理想期许无疑是落空了。

关键词：私立大学；国家权力；社会资源；教育独立；经费保障

      近年来，围绕大学与学术、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等主题，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层出不穷，多元互动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大学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过，相较于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学界对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研究起步较晚。①总体而言，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的研究，因缺乏比较和贯通的眼光，而未能充分注意到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特质。②

由于对当下高等教育的不满，民国大学成为时下公众怀想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叙述文本中，民国大学因其多元的特质而成为充满吸引力且不必取自域外的理想模型，然而由于先存价值判断，难免过于集中于正面的表述，如此之悬想，去民国大学的本相綦远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国立大学，部分教会大学的办学及科学研究也有不俗的表现，而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却始终是期望高于现实。本文尝试梳理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理想期许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展现其在近代高等教育版图中的实际地位，并将其置于近代中国语境中分析其时代肇因及内涵。本文以国人自办私立大学整体作为考察对象，故而对于众多私立大学个案，注重异中求同，聚焦于私立大学发展的普遍趋向。

////注释

①根据办学主体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别，近代中国大学大致分为国立、私立与教会三种类型。按民国时期的管理规章，私立大学包括外国教会创办与国人自办两类，因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自成体系，故学界指称的“私立大学”一般特指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

②相关通论性的研究可参见：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近代私立大学的办学理想与现实落差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创办，始于晚清新政，自始即有纠官办学堂之弊的意味，甚至有代替官办学堂以塑造新国民的宏愿。至民国以后，在高等教育的版图中，私立大学补国立大学之不足，仍占有重要地位。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共处竞存的态势，使得国人对于私立大学的期许和评价始终离不开整个高等教育生态演进的语境，尤其是作为参照系的国立大学的成长。

清季中国公学创立之时，特别突出其民立大学的性质。据参与发起创办中国公学的王敬芳所言：“创办与外国大学同等程度之学校，必集全国才智而为之，不可操自政府。……委教育事业于社会，初不依赖国家。”[1]学校首任监督郑孝胥也有对中国各省所办学堂的批评，称其“纯用官场办事，毫无法度，遂成上下相贼之景象”[2]。姚洪业遗书对于创立中国公学意义的阐述，也特别强调“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3]。可见，民立学堂的创办是鉴于官办学堂之不可恃，而欲图补救，故官办学堂是民立学堂价值确立的重要参照系。

清季民初留学仍然是吸取新学的首选途径，这一时期，即便是国立大学也是乏善可陈，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差距尚未凸显。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即无言以对。[4]到“五四”前后，中国又出现自办私立大学的高潮。以上海为例，光华、大同、大夏等私立大学大多在这一时期创办，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受新文化运动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立大学的扰攘不安及难孚人望有很大关系。

北京政府时期，国立大学大多集中在北京，而大量私立大学集中于上海，这与北京政治中心的角色及上海商业社会发达且政治生态较为自由有关。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方政治环境的恶化，国立大学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学校风潮、教师讨薪、政府对教育的摧残等频发。此时，在关于教育独立的讨论中，人们对私立大学的期许达到近代以来的最高点。

1925年4月，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今后教育事业恐须从华人自办私立学校方面入手。官立学校多半乌烟瘴气，不为此派所把持，即为他派所占有。北京以武力拥冯，南京以武力拥郭，同一‘糟糕’。教育这样办下去，有什么好结果。真正提倡人格教育的人，决不应驱学生作法外行动。我看现在办教育的人到了失败的时候，便不顾一切开许多恶例，实可寒心。以后，办教育恐怕要从私立学校方面努力。”[5]朱经农认为，官立学校的弊端在于易受政潮影响，校外的政治派系斗争造就校内的分裂与动荡，故应从私立学校方面努力，免受政潮牵动，以保持教育的独立性。

1926年，《复旦周刊》发表一文，对私立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和前景颇多期许，其论曰：“说到大学，大家都知道有官立的，有私立的，官立大学中，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部分不是经费不足，便是主持无人，听说竟有开学两三月而上不了课的。至于以前的成绩，以前的声望，也因之一落千丈，这是何等可痛的事！但是这也不能怪一般教育家，实在处于现在这种环境之中，要靠现在政府指定的经费来维持现状，的确也是不可能之事。根本既然不稳固，枝叶怎样会茂盛呢？所以现在还是私立大学，较有希望。虽然直接间接，都难免不受时局的影响，但是没有政治的羁绊，一切到底容易举办的。加以现在知道教育重要的人，热心办教育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也就是护持私立大学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照现在的情形看起来，恐怕将来中国教育史上放异彩的，非私立大学莫属呢！”[6]

20世纪20年代，对于京沪两地私立大学数量激增导致的不良后果，舆论曾呼吁取缔不合格的私立大学，时人即提出以何种标准作为取缔依据的问题：“若所谓标准者有固定基金一项，无基金之学校即不许其存在，则试问今之皇皇然国家各大学，其基金果安在乎。有欠薪至半年以上者，国家所立之学校尚且经费支绌，则国家又有何面目以干涉私人所立之学校耶。故以基金为标准亦有困难之点在焉。若以设备为标准，则设备更无止境，即以图书一项而论，国立各大学之图书馆，尚不如外国之中学，必以有若干册书始得谓有设备，诚属难言，此言设备之难定标准也。此外至于教职员则标准更难，虽明知其人不学无术，然其头衔固赫然博士也，硕士也。总之此种学校虽有取缔之必要而实无法立一积极之标准，则亦事实也。”[7]之所以出现这种议论，是因为当时国立大学也是问题重重。对于国立大学的失望之余，国人不免对私立大学产生期许。

对于私立大学的种种期许实际上仅仅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投入的增加，国立大学进入快速成长期，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版图中，私立大学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30年代，私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不断加深，直至抗战中后期开始逐步争取国立化。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政局逐渐趋于稳定，且对于教育的保障日益充分，由此出现国立大学发展的黄金期，而私立大学的重要性及发展状况就相形见绌了。朱有瓛在1937年发表文章谈及中国私立大学的前途：“以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中国的大学私立的多于国立、省立的，中国教育的发展，泰半靠着私人的努力，尤其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政治没有上轨道，国立、省立的大学因受政治的影响不能安定，私立大学却虎虎有生气，为国家造就人材，建设文化，在国家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最近七八年来，中国政治有显著的进步，国立大学的一切措施亦比较令人满意，增加经费，减轻学生负担，安定教职员生活，添置设备，一部分私立大学便相形见绌了。尤其是世界经济恐慌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为尖锐化以后，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便无形受到重大的打击。”[8]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的私立大学因失去中产阶级子弟高额学费以及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而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有论者指出，相比于国立大学，战时私立大学仅靠学费和微弱的政府补贴，可谓捉襟见肘。由于缺乏经费，一切校园设施与学术建设都谈不上，其教育质量可谓每况愈下，更加弱势。在战时，私立大学山穷水尽时，往往主动请求教育部的介入和干涉，甚至希望教育部接管学校。相对于国立大学的教育部嫡长子身份，私立大学的“庶出”身份，使其与教育部的关系不是独立或敌对，更多是顺从和依附。[9]可以说，战时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和自主空间均大幅压缩，发展陷入困境。

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的持续以及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及工商业资本家很难从战时的沉重打击中恢复元气。私立大学的发展仍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多数学校开始请改国立。对于各校请改国立的原因，时论即指出主要出于经济和心理两种因素的考虑，经济因素主要是希望如国立一样获得稳定的经费保障；心理因素部分，如论者所言，“抗战起后，教育部秉承国策，把一般大学及专门学校竭力改成国立，流风所及，循至公私机关用人行政，大有不论才智，但讲出身，国立学校毕业生在社会上既比较吃香，于是养成一般学生歆慕国立，鄙视私立的心理”[10]。其中清晰可见私立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版图中的边缘位置。

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随着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经费保障体制日益完善，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故开始出现国家应补助私立大学甚至私立大学完全国立化的呼声。朱有瓛在1937年即发表文章称：“私立大学在国家建设上有重大的贡献，今后的生命，必待政府予以大量的补助，严密的监督，一直到逐年变为国立为止。……否则私立大学没有前途，于国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8]自全面抗战时期，陷入困境的私立大学开始请改国立，这一运动一直延续至战后。1947年陈序经发表文章称：“近年以来，国立的大学虽愈来愈多，可是未必个个都很好。除了教会所创办的大学之外，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已是寥寥无几。”[11]

1925年，在关于私立学校是否该争取庚款补助的争论中，有人即提出：“大学既名为私立，就不必乞求公家之补助，私立大学之可贵，在能独立，不受他方之牵制，能依主办者之理想方针，单独进行，成为美满模范的大学；今若因区区补助费用，转受种种之制限，反为不美；同时复妨碍他方的发展，人己不利，殊非计之得者也。”[12]此论当然是站在国立大学的立场上，排斥资源竞争对手的立论，但亦颇能反映一般人认知中私立大学的特质。清末私立大学的创办初衷大多是不仰赖政府以保持独立并进而推进学术进步与国家更新，且有与国立大学竞存的雄心，而时过境迁，北京政府时期的私立大学，多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主，学术上已无大的理想愿景，全面抗战时期私立大学请改国立运动，无疑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否弃。

有财斯有学：私立大学办理不善的症结与表现

一所大学办学的好坏与经费状况有密切关系，经费问题决定着办学的师资及设备条件。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学生学费，一是校友捐助，一是社会捐助，主要是来自工商业资本家的捐助。①如果学生学费收入比较稳定，一般可以保证学校的日常开支，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但如有大的工程，比如扩建校舍、增加设备则要依靠校友或者商人的大笔捐助才能实现。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大多限于维持局面的水平，实际上没有余力提升办学品质。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在财力上的匮乏使得私立学校经费筹措面临巨大困难，即偶或有资本家的赞助，大多也不能持久。

薄弱的财力和物质基础，限制了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和施展抱负的可能。据教育部的相关统计：“一九二九—三〇年，国立大学总收入为一二三九〇三二七元，立案私立大学总收入为七四三九〇九七元；十五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一一五九二人，二十七所立案私立大学共有学生一六三六五人。根据上述数字，国立大学每一学生每年平均所占费用为一〇六八元，立案私立大学每一学生每年平均所占费用为四五四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相形之下经费之支绌又显而易见了。”[13]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根据1934年《申报年鉴》的统计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学生岁占经费做过比较：“私立大学每生岁占经费最高额为七〇〇元，恰好和国立大学每生岁占的最低额相等。而国立大学每生岁占最高额比私立大学每生岁占费的最高额多四倍，比私立大学的最低额多十六倍。换言之，国立大学每生岁占平均费要多私立大学每生平均四倍。”[1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于私立大学也有补助费，但与国立大学不能同日而语。1934年5月，经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力争，“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拨款七十二万元补助成绩优良私立大学三十余所，各校所得为数有限，咸有杯水车薪之感”，从1933年高等教育统计的数据来看，全国国立大学经费有82%出自国库，而私立各大学经费由国库补助者平均仅为7%。[15]

经费状况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品质，经费上的匮乏造成私立大学发展在各个层面的劣势。1933年发表于《教育与职业》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政府与社会对于私立大学的批评吾人亦闻之熟矣。设备不足，管理不周，教学不力，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其中最重要的似乎仍是经费的支绌。”[13]1935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几乎表达了同一观点：“我们知道，办一个学校，请教员要钱，设备要钱，什么都得钱，而仅靠学生方面有限的收入，那里会够？所以我们每看到教育部各大学的视察报告中，对于私立学校的批评中，老是有三件不满，第一便是设备不周，第二便是招生太滥，第三便是程度不均，然这三件事，都是由于经济不足而来。”[16]可见，有财斯有学是办教育者的共识。

从学生素质来看，私立大学的生源普遍较国立或教会的学生程度要差。私立大学的经济大部分靠学费，自然招收学生不免太滥，淘汰学生不能太严，学生程度低落更是当然的结果了。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就曾提到：“因为国立大学尚可于招考时从严挑选程度较优的学生，私立大学就难办到。许多私立大学的经费，大部分是靠学费收入，收生难免从宽。”[14]在一篇比较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文章中也提到：“在近几年国立大学的投考人数，总超过了录取额五倍至十倍以上，而私立大学，则仅一二倍或二三倍而已，从较严格的选择的结果，国大学生程度自然比较要好一点。”[16]

私立大学由于经费的短缺，有时为多收学费而滥招学生，从而影响其生源素质。私立大学虽不乏真心求学之青年，但有很多只为混一文凭而来，这对学校的风气以及办学的成绩均有负面影响。生源差是私立大学的一大弊病，直接影响其声誉，加上优秀毕业生较少，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学校的回馈均有限，久而久之，学校办学即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办越差。

同样由于经费的限制，私立大学专任师资的比例较低，教师兼职现象比较普遍，教师流动性大，从而大大影响其办学品质。私立学校的教师往往按教课时间计算薪酬，很多教师为多得薪水，往往在多个学校兼课。据1933年教育部视察上海暨南、沪江、大同、复旦、光华、大夏六校的报告，国立暨南大学，行政部分职员115人，教员143人，专任教员比例较高；教会所办的沪江大学，“全校职员45人，教员54人，完全专任，绝对不准兼任校外职务，且由学校供给住宅，故生活安定，勤于职守，精神极为贯注”；复旦大学，“全校职员56人，教员专任17人，兼任79人，兼任教员约占全体80%，与部定比例相差甚远”；光华大学，“全校职员29人，其中重要职员多为兼任”，“教员60人，专兼任各占半数”；大夏大学，“全校职员76人，教员76人，内兼任教员太多”；私立大同大学，“全校职员20人，教员专任22人，兼任13人”。[17]可见私立大学与教会及国立大学之间，在教职员队伍的规模及专任比例上均有很大的差距。

教师专任比例不高，且在各校兼课，其影响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任教授的缺乏，对于学校日常的教学、校园学术氛围以及师生交谊等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经费只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程度也有限，加上教师的流动性大，不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社群，所以私立大学一般对于学术研究无多贡献。正如时人所言，因为经费困难，私立大学“学生只好滥收，职员只好兼职，设备只好从简，很少有学术的空气，品性的陶镕”，于是“师生视若路人，学校等于传舍”。[8]

师生疏离的现象是近代新式教育中普遍的弊病，但在私立学校尤其突出，匡亚明曾特别提到：“教育经费的不能独立、确定，学校设备的不完全（上海的私立学校更不堪设想），教员薪水的低廉，以至教员生活的无保障（很多学校是半年一聘），都足以使教员不能安心在教，学生不能安心在学，因而师生间不得不起互相敷衍的虚伪关系。”[18]兼课在上海私立学校非常普遍，兼课教师与学生之关系更为疏远，几乎近似于买卖关系。据当时兼课教师自述：“我这样把时间零星地分卖，某处若干点钟，某处又若干点钟，到月底遂有那学校会计署名的支票，于是我一个月生活有了把握了。我与学生及学校的关系，便是这样——学生是我的观众，学校则是我的游艺场。”[19]

因经费的困难，私立大学一般很难聚集一流的人才，偶或因政治环境的变动暂时吸引部分人才，但一旦国立大学的经费状况得以改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人才就会返回到国立大学任教。或者是私立大学成为人才养成所，刚刚归国的年轻学人会先在私校任职作为过渡，如表现突出，即会流转到国立或教会大学。

因很难聚集一流人才，私立大学在研究工作上乏善可陈，大多仅限于教学。有论者指出：“大学职务不仅在传授已有的旧知识，而尤在发现新知识，不仅在整理旧经验，而尤在创造新生活，所以一个大学能否存在视其在某一特殊领域内研究成绩之优良与否以为断。”[20]而私立大学的现实是：“能从事研究工作者颇少，研究而有特殊成绩者尤少，最大多数的私立大学只是贩卖欧美或日本的旧知识，只是欧美文化的应声虫，说坏一点，只是制造毕业文凭的大工厂，我们也承认，它们的历史尚短浅，谈不到研究成绩，并且大多数公立大学同患此毛病，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假若一个私立大学不能在某一知识领域中或在某种实用技术上有独特之发现与发明，其在文化上的前途是不容乐观的。”[20]

时人对于办学不佳的私立大学有“学店”之称，即讽刺那种交学费换文凭和以学费维持学校而不顾生源质量和办学品质的学校。一般被称为学店的大学，往往被政府或部分学界中人认为是野鸡大学。这类大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学生成分复杂，且较为激进，学校风潮不断。当然除了生源的问题，师资品质及校园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蒋廷黻就认为：“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沦为政治剧场，其程度如何，要看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生的好坏。基于此种理由，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它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去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报上登出中国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了，我们就全认为参加的人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21]虽然这种看法有预设的立场，但还是道出了部分真相。学校是否有优秀的教育者引导，教职员能否在校内形成一种良好风气的表率，确实是能否吸引学生安心求学，减少外在纷扰的重要因素，正如欧元怀所言：“一个教授学验丰富和志操卓越与否，不但关系一个大学的声誉，并且直接影响学生的信仰与行为。”[22]

当然上海私立学校的学店化，与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关联。一般而言，国民党抢夺的学校以私立学校为主，而接管后，党部会安排大批党人入校，从而使私立学校成为党人吃饭的机关。[23]如当时党部中人回忆所言，党部抢到学校后，“有的做院校长，有的做教职员，资历是谈不上的，因而学生程度就每况愈下了”。原本“上海的私立学校，一直有‘学店’之称。到了CC抢学校之后，‘学店’之风更甚。不论大中学校，只问钞票，不问学历，学生可以‘跳班’，‘插班’，由学校当局替他们造假成绩单，甚至于挂名缴费，文凭照领”。很多学校靠降低门槛多收学生以牟利，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凭工厂。[24]

////注释

①王炳照归纳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捐款，二是政府补助，三是学费，但政府补助并不具有普遍性，到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开始正式补助私立大学，在此之前，中央层面没有对私立大学进行补助，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有补助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的个别情况。参见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私立大学维持与发展困境的时代肇因

1943年，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在《大夏周报》发表文章谈私立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私立大学能存在发展之条件有四：一为校董会，一为教授，一为毕业校友，一为肄业学生”。其中“校董会为学校之主体，依照民法所组织之团体”，“只要校董会健全，学校即能顺利存在和发展”。[25]根据民国时期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规程和条例，校董会为私立大学的经营主体，其主要的职能就是为学校募集资金。①

近代私立大学校董会的构成不外乎工商业资本家、官僚政客和学人团体，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校董会在很多私立学校的设立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应景设施，私立大学大体而言自有其权力重心所在，一般为创校者和实际出资人。[26]如私立大同大学和私立光华大学，校董会之上，立达学社和校政主干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②从维持学校的常费来看，私立大学并不能依靠工商业资本家和官僚政客，而只能依靠学生的学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校董会并不一定如制度文本所规定的那样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实际的校内治理中也不一定居于核心地位。[27]

一般而言，对于私立大学经费的来源，国人期待较多的是希望得到资本家的捐助。但实际上如朱有瓛所言：“资本家经营的大学极少，而且现在连资本家的本身都没落了。资本家自顾不暇，那里还能拿出钱来办教育？”[8]

邱椿在1936年发表的文章对大学私人募捐的情况有详尽的分析，大致可反映私立大学募集捐款的困难，其文曰：“我国农村破产，城市凋敝，新兴工业不仅不能继续进展，而且有渐趋崩溃之势，资本家根本就极少，而热心文化事业的资本家更是凤毛麟角，真正资本家是新旧军人，其巨款都已汇存欧美各国大银行，根本就不愿拿回祖国来使用，并且他们对于文化事业毫无兴味，所以对于大学募捐多采取一毛不拔的态度。复次，我国资本家在个人享乐上虽然挥金如土，但在社会服务上并无踊跃输将的精神。输资与兴学的风气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尚未养成，又我国家族制度仍未打破，资本家的遗产都被其亲族分完了，所以他们即使想办文化事业，而在生前并无自由处置其财产之实权。最后关于捐款困难，我国私立大学本身亦不能不负责任，外国各大学的研究与发明对于工商业的进步常有珍贵之贡献，所以资本家亦乐予资助，反之，我国大学的研究与生产毫无关系，有时且被认为洋八股，大学有什么资格向社会捐款，在一般人看起来，大学是高等游民制造所，给予资助并非功德，而是罪恶，所以即使有热心文化事业的资本家亦不愿虚掷其金钱于高等教育之中，大学捐款困难是因为它们未曾取得社会的信仰。”[20]

如参照西方经验，实则校友是私立大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胡适在谈及国外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时提到：“因为人家的大学有独立的财团，独立的学风，坚强的组织，有优良的图书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独立自由继续的研究，和坚强的校友会组织，所以能够历代相传，悠久勿替，而我们国家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学校能长期继续，实在是很吃亏的。”[28]1943年，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的演讲中也曾提到：“真正与学校有休戚相关者，还是毕业校友，校董与教授之社会地位，非以学校为依归，恰相反，学校之社会地位，依校董教授地位之高低而为准绳。毕业校友则不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全赖学校的荣誉，一个亡了校的校友，他在任何机关服务，其所受的痛苦，不减于今日到处漂泊之亡国人民，故毕业校友与学校真是休戚相关，他们第一是爱国家，其次就是爱母校，这样，私立学校也就可以存在和发展。”[25]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校友与学校的双向关系中，仍多为“校友以母校为荣”，而未能进至“母校以校友为荣”的阶段。证诸事实，近代私立大学的历史多不过二三十年，毕业的校友尚不足以形成优势资源，且与国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校友资源品质不高。

由于近代中国私人资本、社会资本的弱小，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其生存发展常常仰赖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负责筹款的校董会，尤其是工商界的校董，实际上多是门面。张謇曾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口号，欲“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29]。商人捐办大学，必须要以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然揆诸事实，中国的实业发展尚达不到这样的程度。实际上，私立大学学费以外的岁入，主要不是源于工商界的筹募，而是来自政府的补助。正如时人所言：“名为私立，依靠的社会基础实际并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和政府。”[30]

因私立大学要争取政府的补助，故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接受政府管制，时人对于私立大学独立性的期许也就陷于破灭。邱椿针对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大学受补助资格的标准，提出“受补助与否仍不免取决于其背后所隐藏之政治势力之大小”，有些私立大学有时从党政机关得着若干补助，“但既有补助，即有支配，办教育者常失去其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设置私立大学的意义又不幸而被牺牲了，并且这种款项的能否继续又全视其校长在党政方面有无势力以为断，不幸校长丧失其特殊势力，此款又无着落了，英美庚款委员会对于优良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亦曾予以相当的援助，但不幸其受补助与否亦多取决于政治的或友谊的因素”。[20]

私立大学对于政府补助期待甚殷，但现实情况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权力一方面加强对私立大学的控制，另一方面迫于财政困窘的现实，对于私立大学的经济困难又无力完全负担，故往往持一种放任的态度。有研究者发现，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政府教育行政对私立学校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这种管理模式既加强了对教育的宏观管控，又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的负担。[31]

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教育政策主要偏向于统制，尤其是抗战时期对于教育的统制尤严，但碍于总理遗教和党义的宪政目标，又长期在“统制”与“自由”之间徘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认识到国民党在教育方针上的类似矛盾，他在1939年9月与陈布雷的谈话中，提出：“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须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32]1940年冬，竺可桢与王世杰又谈及此类话题：“余询雪艇以中国究向民主抑独裁方向进行，是否独党专政？雪艇谓，此点即蒋总裁本人亦不能得[答]。”[32]对于私立大学而言，中国究向民主还是独裁方向发展，实际上是关系其发展前途的重要问题。邱椿曾指出，在法西斯社会之中，私立大学可以存在，不过其活动方向与范围必受极大之限制；在民主政治之下，私立大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继续发展，而中国“在国难未解除以前，现存势力决不宜摇动，民主政治亦决不易抬头，这是可断言的，反之，国难又最足助长专政或法西斯的倾向……这种教育上法西斯主义之倾向，因国难的严重将变本加厉而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国私立大学即使能苟延残喘，亦已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了”[20]。

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办理不佳且困难重重的私立大学得以长期存在。虽然政府与社会对私立大学的批评甚多，但其既不至自然消亡，又未如其所吁请由国家接收。1925年，在关于私立大学是否应争取庚款补助的争论中，有人即提出：“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像这样广漠的国境，这样穷的政府的中国——是不是几个国立大学能够包办呢？！”[33]可见民国时期在政府财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而必须设法汲取社会资源在国立大学之外发展私立大学，故私立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版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正如时人所言：“大学教育是提高国民文化，训练专门人才的场所，以几个有限的国立大学，似乎容不下这许多求知欲很大的青年，因此私立大学的重要性，乃在补国立大学教学之不足，二者同有重要地位的。”[16]

////注释

①参见《1913年1月16日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出自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私立学校条例（十七年二月六日大学院公布）》，《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第8页。

②参见《大同大学校董会组织大纲》，《立达学社会议记录》，大同大学档案，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Q241-1-2；《私立光华大学章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五-15599。

结语

1936年，时人曾从文化方面观察私立大学的前途，认为私立大学“要长久存在，必须在文化上有特殊之贡献”，之所以“要办私立大学，为的是要实现一种特殊的教育理想”，“所谓特殊的教育理想，是与现在流行之社会制度与陶冶思潮不甚相同的理想，是立意要创造一个更优良之新社会和更合理之新教育的理想”[20]。从清末民初的私立大学创办之初衷而言，私立大学无不是因不满意于现状，希望补救社会与教育的缺点而拟订新的教育方案，其抱负与理想不可谓不宏大，然而时过境迁，时人看到的却是，“我国办私立大学者，除极少数外，并无改造社会的宏愿，亦并无带创造性的社会与教育计划，亦并不能代表一个崇高的理想，所以这些大学将来在新文化的创造上亦绝不能有珍贵之贡献，这是它们前途之最可悲观的一点”[20]。

近代中国有一个“国进民退”的持续倾向，即国家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过去很多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近代以后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34]北伐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欲有所作为，在训政与党治的逻辑下推动国家机器向社会领域的扩张，但囿于自身条件往往有心无力。近代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发展的困境与“国进民退”的时代趋向密不可分，但实际又充满各种悖论。私立大学在无法从社会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转而依赖政府，而国家加强对私立大学管制的同时又无力负担其发展成本，由此造成私立大学在国家与社会两方面都不能汲取到充分的资源而获得高质量的发展。在此两难之间，私立大学虽弊病丛集，政府仍放任其存在。从结果来看，晚清民初私立大学初创之时对于私立大学的理想期许无疑是落空了。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91~99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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